半島bandao體育金聲玉振天地同和——見證中國輝煌音樂文明的古老樂器

　　半島bandao體育金聲玉振天地同和——見證中國輝煌音樂文明的古老樂器子曰：“興于詩，立于禮，成于樂。”承載著厚重考古史和音樂史的東方古老樂器，為觀眾勾勒出了穿越時空的文化軌跡。

　　如果說音樂是文明的密碼，那樂器就是凝固的文化。走進武漢各大博物館，種類豐富的古代音樂文物正靜候知音，成為中國輝煌音樂文明的最佳見證者。

　　在音樂文物領域，曾侯乙編鐘無疑是定海神針般的存在。紀錄片《國樂的側臉》中的《和鳴》篇，便從曾侯乙墓及葉家山墓地出土的編鐘入手，深入分析它何以成為歷史上的“八音之首”。

　　參與該集節目錄制的武漢音樂學院副院長，編鐘理論家李幼平告訴極目新聞記者，2018年是曾侯乙編鐘出土40周年，央視紀錄片頻道的創作團隊當年多次來到武漢音樂學院，為《和鳴》篇籌備拍攝素材，最終在今年推出完整節目，“四年磨一片，給節目打上了鮮明的荊楚烙印。”

　　作為湖北省博物館“鎮館之寶”之一，曾侯乙編鐘可謂是湖北人最熟悉的“國寶”。據湖北省博物館常務副館長萬全文介紹，曾侯乙編鐘于1978年出土于湖北隨州曾侯乙墓，年代為戰國早期。鐘架長7.48米、高2.65米，鐘體總重量達2500多公斤，是名副其實的編鐘之王。

　　全套編鐘共65件，編鐘及鐘架、鐘鉤上共有銘文3755字，內容為編號、記事、標音及樂律理論，稱得上是中國最早的音律學專著。而最令人稱道的是，這套編鐘音樂性能出色，除镈鐘之外的64件鐘均能達到“一鐘雙音”的演奏效果，整套編鐘的音域可跨五個半八度，其音列是通行的C大調，能演奏五聲、六聲或七聲音階的樂曲，被譽為稀世珍寶。

　　學術界一致認為，曾侯乙編鐘的出土改寫了世界音樂史，更有學者將曾侯乙編鐘與兵馬俑并稱為“世界第八大奇跡”。

　　同樣入選省博十大“鎮館之寶”的崇陽銅鼓，是我國目前所見最早的銅鼓，也是國內保存的唯一一件商代至西周早期的銅鼓。

　　銅鼓是具有地域特色的打擊樂器，這件崇陽銅鼓于1977年發現于湖北崇陽縣，通高75.5厘米，由銅鼓身、銅鼓座和銅鼓冠三部分組成。圓形仿皮質鼓面無紋飾，鼓身、鼓座和鼓冠上均鑄有商代后期流行的具有裝飾紋樣云雷紋和乳釘紋。銅鼓質地厚實古樸，花紋流暢粗放，被網友形容為“看上去就雄赳赳的半島·體育官網，很有氣場”，代表了我國商代青銅工藝的制作特點與水平。

　　與氣勢磅礴的曾侯乙編鐘、造型奇偉的崇陽銅鼓相比，出土于湖北天門石家河三房灣遺址的陶鈴就小巧多了。其鈴身呈扁圓形，通高5.4厘米、口徑7-9.8厘米，鈴體兩面陰刻獸面紋，叩之即能發音。據專家介紹，陶鈴出現于新石器時代晚期，能發出兩個不同的音高，是雙音鐘的雛形。也有觀點認為，先民發明陶鈴，是受到了花卉形狀的啟發。

　　高山流水遇知音，古琴應該是現代人眼中最有文化底蘊的樂器之一。而藏于湖北省博物館的戰國浮雕十弦琴，或許能滿足大家對古琴的完美想象。

　　該琴出土于湖北棗陽九連墩2號墓，通體涂黑漆，上朱繪紋飾，具有濃郁的楚文化特征，是迄今所見先秦至西漢時最精美的古琴之一。琴身分為音箱與尾板兩部分，面板呈曲線狀，琴頭微上昂，腰部下凹，尾板微翹，其下有拴弦柱。據專家分析，十弦琴在戰國時代還承擔著法器的角色，用于祭祀時與天地溝通。

　　看著這些古老樂器，參觀者很難不去想象，古人是如何演奏和欣賞音樂的。武漢博物館藏的一組灰陶女樂俑，就給很多影視劇創作者提供了靈感。

　　這組女樂俑出土于武漢市武昌區何家垅的一座唐代墓葬中，共5人，均為跽坐式。其中2人演奏琵琶，其余三人各持拍板、排簫、吹管。其中4人為成年女性，頭梳高髻；另1人為少女，個頭稍矮，頭梳雙髻。這5人均面容飽滿，神色肅然，身姿端正，為參觀者開拓了“絲竹之聲相和”的想象空間。

　　而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三彩釉陶駱駝載樂俑，則更能體現唐朝時音樂舞蹈的多元發展。該器物出土于陜西西安鮮于廉墓，色彩艷麗，聞名海內外，它展示了一支由3位胡人和2位漢人組成的樂隊，騎在駱駝上進行著表演。

　　據悉，駱駝載樂是集樂舞、雜技和馬戲于一體的百戲節目，在唐代民間尤為活躍。據考古學家分析，三彩釉陶駱駝載樂俑所表現的場景，應該是長安街頭的一群百戲藝人，正興致勃勃地為千年前集市上的老百姓們展示著絕活兒。

　　如果說音樂是文明的密碼，那樂器就是凝固的文化。走進武漢各大博物館，種類豐富的古代音樂文物正靜候知音，成為中國輝煌音樂文明的最佳見證者。